- 今昔看往昔
“实习大战”是我2007年暑假开始写的一个小系列，一直断断续续的，前后横跨的时间其实很长，如果能够把我在南方周末实习的那一段“现在进行时”的记录也算上，那么这个系列也可以称得上完整了。实习一直贯穿了我在新闻系求学的整整七年，而今我再也不可能还会有“实习生”的身份，现在和以后，等着我的也许只有“实习带教老师”了。
- 实习大战：前言
这是我自己的实习故事。
从湖南长沙的《三湘都市报》开始了我的新闻实战体验。
上海的《上海国资》杂志是我的第二站。
MTV Shanghai Office的一段经历是我在迷茫时期的一次逃离和尝试。
广州的《南方周末》是我内心深处新闻职业理想的回归，亦是我的一次圆梦行动。
由是，一一道来……
- 实习大战（1）：缘起
我的学妹，今年去了上海的一财日报，一个月下来，已经开始向我表达了“倦怠”，觉得在报社里是浪费时间，她说，带她的记者不给她分配事情，也不教，甚至不来报社，连面都见不上，又怎么能学到东西呢？她说，想要跟记者多沟通，却好像找不到共同话题似的。她说，报社里面的一帮子实习生，大多数跟她一样，仿佛无所事事，人心惶惶。她问我，该怎么办呢？
是呀，该怎么办呢？
暑假被多数人认为是一个实习的好时候，两个月的连续假期，可以全心投入工作，而不必学习工作两头顾着，因而向来是实习的高峰季节。新闻系的学生尤其如此，大部分利用暑假去新闻单位实习，体验未来的职业道路。也正是因为这样，暑假总是各个媒体实习生扎堆的时候。
偏偏，除了教育线之外，暑假也是新闻淡季。倘若在一家综合、都市类日报里，在夏日里常规的题大概有中考高考、高温天气、旱灾或洪灾，然后社会新闻部永远有接不完的报料热线。
但是在一家财经日报里 面，是怎样的呢？我不清楚。
其实，我不认为暑假是实习的好季节。跟老黄通电话，顺便聊到这个话题，她也表达了相似的看法，说实习生来多了都 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整日闲着，我说你就找点事情给他们做嘛，她无奈地说，网络部本来事情也不是太多，有些事情也不可能放手让实习生去做。
今年暑假，我没有去实习，但是从各方反馈给我的消息来看，实习大战是愈演愈烈了。站在记者的角度来考虑一下，太多的实习生一涌而上，也是挺吓人的一件事情，工作压力本来就大，还分神去教实习生，不是一件会让人愉快的事情。老黄还说，记者也很无奈，有时候带了这个没带那个的……
新闻实习生应该怎么样做的帖子，网上到处都看得到，总结一点：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要从自己身上开始做起以改善不尽如人意的实习现状。
学妹说，记者不教，那么我想，自己多学。现在有了互联网，等于有了万能教材，这比我本科实习的时候好太多了；没有共同话题，就找一些可以聊的，交际本就是需要下功夫去经营的，这一点我从我那个一辈子搞营销的妈妈身上学到很多，她说，没话也要找话聊，只有在聊天的过程中才能找出客户的需要，她还说，“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总之，开口就对了；至于说没有事情做，可以主动要求的，比如，跟记者说“老师我想跟您出去采访，学习学习。”还有可以帮记者找选题，对你跟的记者跑的线多收集一些资料多看一些东西，熟悉起来，这样一方面可以有共同话题，一方面也可以让记者觉得你是一个可以帮助他做稿子的实习生，人家自然就会同意你帮他做事了。
关于实习，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可以写。
我想，在这个我没有去实习的暑假，又已经完成了既定的论文任务，我应该好好地总结一下自己以往的实习；我还想，收集一下我的同学、朋友们的实习感受和经验之谈。从实践中才能总结出真正的经验，对于我自己下半年的实习和找工 作，应该是有益处的。
今天，就当作是一个开篇吧。
- 实习大战（2）走进三湘都市报&剪报功课
大三的暑假，新闻之路上太多的第一次，在长沙火热的夏季里，在《三湘都市报》采编中心的开放式大办公室里，徐徐铺开。
2003 年，由于SARS带来的后遗症，原本三个月的实习时间被迫缩水。我到三湘的时候，已经是6月底，同行的还有系里的两位同学，我们捏着学院老师开的介绍信，去找那位据说是院里某位老师旧同学的总编大人，其间很多细节我都已经记不得了，总之最后总编室的一位姐姐给我们每人办了一张临时记者证，收了实习费，就把我们领到社工部主任的办公室。社工部全称社会工作部，相当于一个接待来访的部门，在大楼进门处有一间小小的办公室，主要职能是接读者电话和接待读者来访，后来进行采编分离改革的时候扩展为社会新闻部。我们三人被主任带到了那间小小的办公室，里面已经有一个实习生正在看报纸，正牌的记者还没有来，听那位实习生介绍，社工部一共三位记者，主要做些热线维权的报道，发稿量很小。我们等了大半天，也没有等来记者，自然没有办法给我们分配老师。当时我们三人中有一个女孩子小陶，在来之前跟要闻部的一位滕记者已经联系过了，她不愿意呆在社工部，我和另一个男生邹洋也觉得在社工部很可能会完不成学校要求的发稿量，于是三人商量着去找滕记者，滕记者在电话那头指示我们先到要闻部主任那里去报道。应了一句“初生牛犊不怕虎”，我们三个就真的杀到要闻部主任办公室去了。主任笑眯眯接待了我们，“我们要闻部实习生确实已经满了，这样吧，只要有记者愿意带你们，我这里没有问题。”小陶是没有问题的了，我和邹洋很头疼，一个记者都不认识，哪里去找愿意带我们的人？主任办公室对面就是要闻部的大办公室，隔着整墙的玻璃看过去，熙熙攘攘的全是实习生。我忽然看到一张熟悉的脸，好像是高中时候的同学。赶紧杀过去，果然是！她在长沙的某大学读新闻系，已经来实习了一个多月了。她告诉我，她过两天就要走了，带她的老师人特别好，建议我去跟老师说说看。顺着她指示的方向，我看到一个男记者走进了主任办公室，赶紧再杀过去，主任正跟他说来了实习生的事情，他一听没有记者带，我趁机上前说，老师带我吧，我是某某的高中同学。于是尘埃落定。后来我知道，他姓邓。
邓记者，邓老师，成为我第一位新闻业务方面的领路人。
我的第一次实习，从这样混乱、周折但又幸运的一天开始。
实习第一事：剪报
我开始实习的第三天，高中同学就没来了，邓老师把原本由她负责的剪报工作交给我，就是把三湘上面邓老师报道的稿子通通剪下来贴在剪报本上。我于是得以见到几大本厚厚的剪报本，是邓老师自到三湘以来所有的报道，一一翻阅，我知道了他是跑高教线的，举凡高考、高考招生、高校，都在报道范围之列。
每天到报社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抢报纸。一份要留给邓老师看，一份要用来剪，后来我自己的名字也开始上报，就还要抢一份自己收藏。之所以要“抢”，是因为每天送来要闻部的报纸是有数额的，而当时实习生真的特别多，每个人来了报社的第一件事都是去拿报纸看，有自己名字的那一张就小心翼翼藏起来。渐渐的，只要稍微去晚了一点儿，就抢不到报纸了。有时候即使去得早，也只能拿到一份，于是我自己先以战斗的速度看完，放在邓老师桌上，等他来了看完后我才能剪报。遇到有我的名字，只好请妈妈在单位搜刮当天的三湘带回家去。随着到手的报纸越来越少，我知道，报社的实习生越来越多了。
邓老师对他的剪报十分重视，常常问我剪了没有，这让我觉得这件事情特别特别的重要，报纸紧缺的时候，我有时候自己掏钱到报摊上去买一份回来剪，有时候跟其他实习生合剪一份报纸——他收藏有他名字的那一张，我剪有邓老师报道的那一张，有时候我满屋子地去找当天的报纸，连废纸篓都不放过。
邓老师的剪报，还救过我。有一次他出差在外，恰逢教育考试院来了一条高考招生方面的通稿，邓老师电话指示，要我到传真机处拿通稿，然后写好稿子，用他的传稿系统上传给编辑。那是我第一次改通稿，而且没有人可以做修改工作，看了通稿之后发现是关于艺术类招生分数线公布的事情，于是翻出前一年的剪报，找到同样的一条稿子，依样画瓢。
除了帮邓老师剪报，我自己也剪，一来因为我们有上交实习作品的要求，二来邓老师厚厚的剪报让我觉得，作为一名记者，留下自己曾经的作品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现在，我自己也有一本小小的剪报，其中大部分是在三湘实习的稿子，虽然只是很少很少的几十篇，但是当复印件附在薄薄的两页求职简历后面的时候，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 实习大战（3）入门考试：第一篇稿诞生始末
很不幸，我写的第一篇稿，自诞生之日起，就沉入了深不见底的传稿系统，无缘见到除我、邓老师、版面编辑之外的第四个人。
到报社的第三天，邓老师交给我一个写作任务：改稿子。长沙某大学的宣传科寄来校报，上面有一篇文章讲述学校的一名同学在家教中介受骗的事情，邓老师说，把这个改成新闻稿吧，他把自己的电脑让给我用，末了还问了一句“你是新闻系的吧？会写新闻稿吧？”我连忙点头，其实心里一点底都没有，虽然我是新闻系，但是不敢说自己会写新闻稿，不论新闻采写课堂上面教得如何精彩，都抵不过实战演练，更 何况，在我就读的大学新闻系里，新闻采写的课程真的烂得可以。
我战战兢兢，坐在邓老师的电脑前面。他交代完我就不见人影，办公室里其他人各自忙碌，并不会有人注意到我这个小实习生正在酝酿她人生中的第一篇新闻稿。我决定用倒金字塔结构，实际上这是我当时唯一能想到的来自新闻课堂的东西。至于到底写了些什么，过程中的细节怎样，我已经忘记了，加之这篇稿并没有见报，就连回忆的凭据也没有。我只是记得，我一直很激动地在进行着写作，连中午饭都忘记吃，写完之后又不放心地反复修改三遍，直到邓老师回来，问我“写好了吗？”我忙在电脑上打开文档，然后，让位，站在旁边，看他改稿，怀着忐忑的心情。邓老师边看边改边告诉我应该怎么写，可能当时太紧张，没有听进去多少，也可能时间太久忘记了，反而是这篇稿子没有见报这一点，我深深记得。
现在回想起来，其实这篇稿不见得是很重要的题材，因为后来有一次我经手处理的一篇稿没有见报，邓老师先是质问我到底有没有写、有没有传，我马上调出传稿的存档给他看，证明我有写，他又冲到编辑那里去理论了半天。所以，这第一篇稿，多数是我的入门考试，只是不知道邓老师究竟给我判了几分。
在实习期间，我和报社的实习生们做了大量的改稿工作，有时候是通讯员稿，有时候是会议通稿，有时候甚至只是一些通知和简报。不是没有微词和抱怨的，我们常常聚在一起议论，天天改稿，好像缺少了记者职业里最重要的一个环节——采访，我们在做的这些事情，到底是不是在做新闻报道，究竟有没有意义？我们甚至觉得，记者工作也不过如此，与课堂上教的、之前想像中的太不一样，大失所望。
前阵子刚好看了Letters to a Young Journalist 一书，其中有提到《纽约时报》的改写人麦克法登，改写就是他每天的工作，他对已有的素材进行整理、重组和再现，赋予了新闻鲜活的现场感。改稿这件事情，可能缺少了重要的一个环节——实地采访，但是在锻炼新闻敏感和组织写作框架方面特别重要。回想起来，当时对于改稿的认识，太过拘泥于“改”了，有时候甚至只是单纯地为了配合版面需要而删减字数，从来也没有去想一想，在这些原始的资料里面，是不是有可以挖掘的东西？不清楚的细节部分，是不是可以打个电话跟通讯员确认一下，而不是一味地删去？如果，我能够把要改的稿子当作一个原始的新闻素材，甚至当作一个新闻线索，那么后续的工作就会有意思得多了。改稿的价值其实在于，经过专业的处理，把真正有价值的信息传播给更多的人。
所有的如果，都只是如果而已。
但我会记得这样的入门考试，记得实习教给我的这一课：除了实地采访之外，记者还有很多的渠道去获得新闻素材。
- 实习大战（4）：采访处女秀
我一直在等，某一天，邓老师对我说“走，跟我去采访”，就像报社里大部分实习生一样。
结果，等来的却是“你和张静（邓老师带的另外一名实习生）一起去一中看看，今天填高考志愿。”
我的第一次采访，就是单枪匹马，完全赶鸭子上架。
一中是离报社最近的一个中学，也是长沙的四大重点名校之一，其他三所分别是长郡、雅礼和师大附中。门卫把守着一道大铁门，不让我们进去，我掏出临时记者证，说明来意，对方不为所动，只说你们约好了吗，约了谁，我想起一中的教务主任姓余，于是说我们约了余主任，对方打了一个电话，然后告诉我们余主任不在办公室，你们不能进去。僵持了半天，仍然不得其门而入。我和张静退到一旁商量，看来一中想进去是不太可能了，我说我们能不能去其它学校采访，反正都是填高考志愿，情况应该差不多。幸好我们两人都是在长沙读的中学，于是决定分头行事，她去她的母校，我去我的母校。
路上，我怕再次遭遇类似被挡在门外的情况，特意给以前的班主任之一的寻老师打了一个电话，算一算，寻老师应该是在高三年级组。电话那头寻老师的声音依然那么亲切，意外的是她并没有带高三，但是她给了我另外一个好消息，她的好朋友陈老师是高三年级组的组长，可以帮我联系她做一个访问。
到了母校雅礼中学，很顺利地就进了校门，门卫叔叔抬头看了我一眼，啥也没说。事后总结，当时的我穿着打扮还跟高中生没啥两样，很容易就混过去了。雅礼的变化不大，但毕竟是这么大的一个校园，教学楼都有两栋，我正想着该往哪边走，迎面而来的人再次挽救了我，“李老师！”他停下急匆匆的脚步，看了我一眼，“哎呀，是***呀！”李老师是我当年高三时候的数学老师兼年级组长，仍然在带高三，我说明来意，他指了指新教学楼的方向，告诉我整个高三都在那边填志愿，“以前教你的大部分老师都在。”简直是神助我也！
已经是下午三四点钟的光景，走廊上仍然有不少学生和家长，我随便探了探其中一间教室，里面赫然坐着我初中的数学老师周老师。赶紧走进去，甜甜地叫了一声“周老师好！”此时万般庆幸中学时期是个活跃分子，教过的老师大部分都还对我有印象，算起来初三之后周老师就没有教过我了，六年以后居然还能叫得出我名字。周老师招呼我坐在他旁边，问我近况，我说在报社实习，今天出来采访，特意回来学校看看。教师里仍然有不少的学生和家长，都围坐在周老师身边，说的话基本围绕填志愿，我仔细看了几张周老师手中已经填好了的志愿表，又问了一下大体的情况，比如今年填志愿改革成并列志愿后与以往有什么不同，学生填报的大体情况如何等等，然后又跟家长和学生们攀谈了一阵，并一一记下他们说的话。
大概一个小时左右，我告辞离开，教学楼外碰到高三时候的历史老师，又是一阵寒暄。此时寻老师的电话打来，告诉我已经跟陈老师说好了，明天可以访问。
回到报社，张静已经先回，我们稍微交流了一下各自采访的情况，决定写成两篇稿子。我从学校志愿、专业志愿和家长的态度三个方面，写了篇《填报志愿仍较慎重》，邓老师改完之后，我特意对照了一下， 小标题的部分、一些专业性的措辞，都是改动的地方。
我特别报告了约好陈老师做访问的事情，邓老师点点头，表示可以去。我暗自松了一口气。刚来的时候，就有实习生告诉我，如果自己发现了什么线索，一般都要先向老师报告一下，看能不能做，免得做无用功。此招特别在接热线爆料的时候奏效。
第二天下午，我如约再次赶往雅礼。之前的电话中，陈老师一再表示不可以透露雅礼的具体情况，我再三保证不会问此类问题，她才同意采访。为此我上午在报社演练了许久，记下了所有我认为跟填志愿有关的问题。此时无比后悔，昨天在向邓老师报告时没有顺便请教应该问些什么，整个上午邓老师都没有现身，我只有一个人瞎琢磨。唯一值得庆幸的是，高考、填志愿这些，都是自己曾经的经历，一直以来对于高考也有关注，不至于像个小白。
陈老师和我约在办公楼，我到的时候时间尚早，于是坐在大厅等，此时再次遇见李老师，他招呼我上楼去他办公室等，原来他已经升任教务主任，近段时间主管高三年级工作。我们聊了几句，有家长找他，只好退到一旁。我没有见过陈老师，心里正在琢磨着等会儿该怎么相认，手机响起，陈老师来电，我忙告知我在李老师办公室，不一会儿一个中年妇女进来，李老师抽空对我说了一句“这就是陈老师”，我感激地点点头，上前问好、握手。办公室里人来人往，陈老师说换个地方跟我说，找来找去都没个安静的场所，最后就站在走廊里，聊了起来。我翻出本子，一个个问题问，好多问题她都说涉及雅礼的具体情况她不能说，但是有一些问题她还是说得比较详细，我奋笔疾书，生怕漏掉重要的信息点。大概聊了四十分钟左右，直到我再也想不出问题。
走之前特意到李老师办公室告别，心头涌上四个字“母校真好”。
回程路上，心里仍然忐忑，翻着笔记本，看着上面凌乱的字迹，不知道是不是问够了。
写稿的时候，大部分的问题都没有用上，只是集中在“并列一志愿”这个改革之处，写就《并列一志愿，有喜亦有忧》一稿。
这就是我的第一次采访，从最初的碰壁，到后来的顺畅，在邓老师布置的任务之外又再自己追加了稿子，自觉交了一张还不错的成绩单。
最深的感触：母校真好，老师真亲。
最大的收获：抱定无论如何要采访到的信念， 唯有如此，才会想尽一切迂回的战术，去达到目的。
最大的遗憾：没有做好采访前的准备。